中国古代治水用水的生态思想与智慧

文丨牛志奇

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。水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石。水是生命之源、生态之基、生产之要，更是文明之本。中国古代先民在治水实践中，尊重水生态并顺应、保护和利用它，孕育了相合相生的生态理念，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思想，形成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传统。

古代治水用水的生态思想

水是万物之本。《管子·水地》：“水者何也?万物之本原也，诸生之宗室也。” 水，是大地的血气，它像人体的筋脉一样，在大地上流淌。所以说，水是万物的本原，是一切生命的源泉。管仲对水的论述，揭示了水在自然系统中的重要地位。中华民族长期与水旱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，形成了保护水资源、合理利用水资源的水利生态文明思想。

一、 保护自然：保护资源，节约资源

自古以来，我国基本水情一直是夏汛冬枯、北缺南丰，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。古人很早就意识到水资源并非用之不尽、取之不竭，需要保护和珍惜。

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：“顺天地之纪，幽明之占，死生之说，存亡之难。时播百谷草木，淳化鸟兽虫蛾，旁罗日月星辰，水波土石金玉，劳勤心力耳目，节用水火材物。”黄帝遵循天地运行的规律，遵循阴阳相倚相伏的法则，顺应万物万事生与死、存与亡相互转化的过程，适时播种谷物、栽种草木、养殖鸟兽昆虫。黄帝观测天文星象，利用水源乃至土石金玉，要求部落成员节约资源。远古时期“用之有度”的保护理念，表达了古人对人水关系的认识，充分体现了古人保护水资源的朴素生态观。

《管子·八观》“山泽虽广，草木毋禁;壤地虽肥，桑麻毋数;荐草虽多，六畜有征。闭货之门也。”管仲在这里告诫世人，山川河流资源虽然丰富、土地虽然肥沃、林草虽然充足，但如果不合理利用，盲目采伐树木，无节制地增加林草的载畜量，不注意生态平衡，必然会堵塞财富的来源。只有合理利用生态资源，做到生态平衡，才能富国，否则国家就会衰败。管仲把保护生态资源提高到富国的高度，超越了时代，至今仍有现实意义。

二、顺应自然：因地制宜，因势利导

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问题，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也是与自然生态共生共荣的过程，古人在实践中，逐步形成了与水和谐共处的理念，因地制宜，因势利导。《管子·乘马》曰：“凡立国都，非于大山之下，必于广川之上。高毋近旱而水用足，下毋近水而沟防省。因天材，就地利。”管子指出，营建都城，城址的选择要因天材，就地利，靠山近水。如选高地，要有水源保障;若近河湖，则有地形优势，以利排水而省修防之功。营建城邑应考虑水的自然属性，既要预防洪水灾害，又要充分利用水资源。要顺应水的规律，因地制宜，合理利用水资源，防范灾害，促进文明发展。

三、生态系统：生命共同体

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，是相互依存、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，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。《吕氏春秋·有始览》：“ 天有九野，地有九州，土有九山，山有九塞，泽有九薮，风有八等，水有六川。”要了解天地的形成，应当详察万物的实情，审度万物的形态。天地间有山脉、有河川湖泊、有土地。又曰：“天地万物，一人之身也，此之谓大同。”古人将自然界的生态系统比为一个人的身体，看成一个系统，体现“天人合一”的宇宙观，呈现出从万物相互联系出发去看待世界的哲学思维，强调人与自然是共生共存的关系，人与草木、山水同在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，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，是相互依存、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。人的命脉在田，田的命脉在水，水的命脉在山，山的命脉在土，土的命脉在林和草，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。

古代治水用水的生态实践

水资源管理的水利实践。在先秦的典籍中，记载了水资源管理与利用保护的生动实践。

《周礼》记载了九州的行政区域，同时也一一列举各州的疆域和水资源分布情况，将九州的水资源分为泽薮、川、浸三种类型，泽薮是人们从事渔业生产的水域湖泊，川是可以通水运的江河水道，浸指有灌溉之利的塘泊或河流。这种对水资源的划分，有利于水资源的使用管理，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与保护。

《礼记·月令》：“(季春之月)命司空曰：时雨将降，下水上腾，循行国邑，周视原野，修利堤防，道达沟渎，开通道路，毋有障塞。”春天的时候，主管水利的官员要巡视四方，修缮堤防，疏通渠道，防止堵塞河道，保证河流的畅通，满足百姓对水资源的需要。

《诗经·小雅·黍苗》：“原隰既平，泉流既清。”治理土地就要让土地平坦开阔，治理水患就要让水清澈平静。古人实施这些措施，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。

因势利导的水利智慧。古代先民为了生存和发展，必须直面水的威胁，探索与水打交道的模式，促进文明的发展。

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考古遗址——陶寺遗址，是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，位于山西临汾盆地内塔儿山向汾河谷地过渡的黄土塬上，汾河河谷在陶寺城址以西约4000米处，依傍汾河的支流(南河、宋村沟)。通过考古发掘，考古工作者认为，陶寺遗址在选址时充分考虑了城邑和河流的关系，有意远离汾河主河道，以避开水患。依托南河和宋村沟，先民有了充足的水源。另外，陶寺都城位于宋村沟与南河之间，可以依赖南河的自然坡降给排水。古城选址充分体现了先民的智慧。

在郑州商代遗址发掘过程中，研究人员发现，先民利用所处的自然地势和水源条件选择城址的位置。郑州商城外郭城垣呈不规则弧形，分析原因应该是先民为了抵御洪水而设计建造，城垣及城壕起到了阻、导水的功能。

从陶寺遗址到郑州商城，可以看出，古人在城市建设中充分展示出因地制宜、因势利导的水利智慧。这种理念和智慧不仅保护了城邑，也促进了文明的发展。

系统治理的生态实践。中国古代的水利工程体现了系统治理的理念。

在建设都江堰时，古人合理布局，以最小的工程量解决了分水、引水、泄洪、排沙等问题。都江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水利工程，也是生态水利工程的典范。

通济堰，建于南朝萧梁天监四年(公元505年)，位于浙江省丽水。在通济堰的修筑和管理中，人们把水、林、沙等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来对待，统筹水与林、沙等自然生态要素的关系。宋代范成大任处州知州时，专门制定《水则》，规定：堰渠两岸不允许种植竹子，防止竹子对堤岸的危害。在分水与排沙中，人们注重工程的运用和调度，处理好水沙关系。还建造了“水上立交桥”等工程，解决灌溉渠系的安全问题。通济堰的修建，兼顾了水与自然生态各要素间的关系。

古人很早就知道利用黄河水冲淤改造农田。《吕氏春秋·任地》中说：“子能使吾土靖，而甽浴土乎?”很明显，人们当时已认识到可以用水来洗碱，改造盐碱地，扩大农田规模。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记载：“熙宁中，初行淤田法。”又曰：“发汴水以淤下泽，民获其利。”北宋的大放淤，涉及黄河下游、中游地区，放淤以后，不少地区的贫瘠地变成了沃壤的农田。《宋史·河渠志》记载，京东、京西的一些碱卤地，经连年放淤，“尽成膏腴，为利极大”。水利是农业的命脉，古人十分重视水与其他生态要素的关系，在水利实践中寻求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和平衡，为人类社会生存与永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。

古代治水用水的法律制度

保护自然、尊重自然是古代生态思想的核心。在几千年的治水实践中，限制人类活动对水生态的破坏、扰动，加强对水的利用和保护，一直是水利法律法规所规范的主要内容。这些水利典章代表着国家水治理体系的制度安排，蕴含的法制理念体现出中国古代水治理的特征。

在先秦的典籍中，记载了有关保护江河湖泊的法令规定。《周礼·太宰》明确记载了虞衡制度：“ 三曰虞衡，作山泽之材。”虞衡制度的设立，表明先秦时期对山川江河的管理已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。统治者设置专门的机构、职官，颁布有关保护山林川泽的政策法令，规范社会生产活动，约束人们的行为，保护水资源和生态环境。

云梦秦简中的《田律》有“春二月，毋敢伐木山林及壅堤水”的记载，规定在春季生长的季节，不得滥伐山林，不得堵塞水道，使水流能够畅通，满足农业和社会生活的需要。《田律》是世界上最早的自然保护法典，提出了一系列自然保护措施，其中对河流的保护体现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显著特征。

汉承秦律，西汉时制定《水令》。《汉书·倪宽传》记载：“宽表奏开六辅渠，定水令，以广溉田。”汉代法律注重对水资源的分配管理，着力解决用水的次序问题，认真处理水资源与其他生态要素的关系，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。

唐代《水部式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水利法典，其中有专门条款规范不同用水部门的利益关系。如白渠和清渠“恒准水为五分，三分入中白渠，二分入清渠”。规定如果水量过多，应该开放闸门，让水退回河道。这些条款充分考虑水资源与农业用水的关系，要求合理利用水资源、保护水资源。

宋代《农田利害条约》规定，要重视圩岸和堤防的修筑，防止水患，还要“开导沟洫，归之大川，通泄积水”。这些规定反映了宋代保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水生态观。

古代水利法律法规是人们治水实践和水生态保护思想相结合的产物，其形成和发展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，彰显着先民的生态智慧和文化传统。

来源：黄河网